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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金树仁和艾沙伯克16（第1页）

樊耀南刺死老将军杨增新后，迅速被金树仁查办了。

“1914年金树仁应召入疆，供职幕府，长于笔札。1916年，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学习，曾考列第一，颇得杨增新的青睐。金在杨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，极得杨的欢心。1919年，沙俄将军阿年科夫溃败，窜入塔城、伊犁等地，占据阿尔泰山特区，金树仁协助杨增新将其军队瓦解，并计诱阿年科夫到省被擒。是年，金考取一等县知事，先后任阿克苏、疏府（今喀什市）、迪化（今wlmq市）等县知事。1926年升任高官公署政务厅长。1928年7月7日，xj省军务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，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发动政变，刺死xj省主席杨增新，闯入省署，企图控制xj政局。金树仁迅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、讲武堂教官冯梁等率军包围省署，敉平了樊耀南政变，并于当晚将樊处决。7月8日，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xj省临时主席、总司令的名义，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平叛经过，强调边情紧急，自己正在统率军民极力维持，意在促使国民政府早日明令他执掌省政。同时，他还通电各镇道说明政变经过，并且说他已经控制全局，促使各地文武官员予以承认。金树仁的平乱通电发出后，立即得到喀什、哈密、阿山、伊犁各重要地区文武官员及蒙、哈、回各王公的拥戴，并由各王公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，任命金树仁为xj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。南京国民政府虽有意统制xj，但是鞭长莫及，乃于8月20日以金树仁平乱有功，任命他为xj省政府主席，但迟迟不授其军职。直至1932年秋，才任命金树仁兼边防督办。”

金树仁认为杨增新之所以未得善终，就是身边没有亲人。因此，他上台以后，特别注重以乡土集团来巩固政权。在用人方面，一些实权要职都尽量用其家族亲戚、同乡亲友和亲信。在省城，首先任命其同乡同学又同事多年的鲁效祖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，以监视各厅处的异己分子;接着任命其同乡阎毓善继任他的民政厅长职;同时委派其五弟金树信任军务厅长，当xj军官学校成立，更兼任校长;其他各厅处负责人，凡有异动，大都以其亲信或甘肃同乡充任。在地方，喀什为南疆首善之区，乃任命其四弟金树智为驻军师长;伊犁为北疆重镇，则以其同乡张培元为镇守使;哈密为通往内地要津，任命其同乡刘希曾为驻军师长。此外，金树仁的亲信也先后被擢升为省府警卫队长，继而提拔为旅长。

“1930年3月，哈密贵族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，其子聂滋耳袭爵。希望废除王制的维吾尔农民向省府提出了改土归流的要求;驻哈密的师长刘希曾也向金树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。金采纳了刘的建议，先将聂滋耳安置于省城，并于1931年1月正式宣布在hmd区设立哈密、伊吾、宣禾三个县，同时还公布了土地开垦和田赋征收的办法。由于地方政府措置乖张，引起了维吾尔农民的极大不满，终于酿成民变。

金树仁发现哈密情况严重，遂将刘希曾撤换，改派朱瑞樨和熊发友到哈密进行镇压。由于省军实力雄厚，哈密义军邀请回族青年军人马仲英前来支援。5月18日，马仲英部攻入哈密东的黄卢冈，不久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，将哈密新旧两城包围起来。金树仁接到哈密告急的电报后，委派鲁效祖为援哈总司令，率杜治国旅东下，以盛世才为参谋长，参赞戎机。鲁效祖遭到溃败后，金树仁忙调伊犁的张培元进省，出任前敌剿匪总司令，率部东下。马仲英部无心恋战，自动东撤。张培元部进抵哈密，解了哈密之围。”

哈密事变后，金树仁对各地的政治、经济统制愈益加深，各地农民纷纷举事，鄯善、托克逊等地农村都出现了反对省政府的武装游击队。1931年岁末，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率部进袭达坂城，随后驰赴省城迪化。1933年2月22日夜，马部主力袭击省城西大桥，金树仁令守军焚烧西大桥街，攻城部队失掉掩蔽，向西北方向撤退，省城局势稍趋平缓。4月12日下午1时，负责守城的二百余名归化军发生哗变，金树仁在卫队的掩护下，携家眷仓皇逃到第一公安分局，后移至城外。当晚，东路军指挥杨正中率队反攻，但由于郑润成的东北军参战，杨部被击退。13日，杨正中保护金树仁西去昌吉，后再退绥来、乌苏。金树仁想去伊犁，遭张培元婉拒，乃改道到达塔城。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劝其引退，并将准备购买汽车的黄金交给金树仁充作旅费。金树仁见大势已去，于4月24日通电下野。之后，他假道苏联转往内地。

金树仁治新期间，对南京是“只拜庙宇不问何神”。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等人电请金树仁表明态度。他回电说xj一向信赖中央，如果汪将来到了中央，xj当竭诚拥护，但目前未敢妄作主张。尽管金树仁表示服从中央，却极力防止国民党势力渗入xj。南京曾发表过国民党xj省党部委员名单，遭到金的拒绝。后来建立的省、县党部，都是由金派去的人主持，摆个样子而已。哈密事变后，金在军事上、财政上感到十分棘手。他曾电请国民政府发给飞机、坦克、重武器，南京方面未予理会。马仲英部入疆后，金又几次致电南京，“请令邻省派兵兜剿”也无结果。因此，金只好求助于苏联。中东路事件发生后，中苏断交，但xj、苏联间的贸易依旧进行。1931年10月，金在没有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任何汇报的情况下，与苏联签订了《新苏临时通商协定》。当时金正向英国、德国洽购军火和机械，希望借助该协定将这些东西假道苏联运入xj。后来金在南京被押、判刑的唯一罪名就是擅与苏联签订这一协定。

1933年10月，金树仁由天津去南昌谒见蒋介石，后赴南京，幻想国民政府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，不料曾遭金通缉的艾沙伯克已在行政院将其告下。金树仁甫至南京，即遭拘捕，连同控状一并送交江宁地方法院，管押讯办。法院据艾沙伯克的控告起诉，并函请xj省政府查复。盛世才于1933年12月30日函复江宁地方法院云:“被控各节，或为时势需要，或为行政处分，均属正当行为，依律不能为罪。”替金树仁解脱。同时，gs省军政要人赖世俊、马鸿宾等多人亦纷纷致电南京，代为说项;qh省主席马麟还面见蒋介石替金求情。直至1935年5月江宁地方法院才开庭审理，最终将金判刑三年六个月。1935年10月10日，国民政府颁令特赦，谓金树仁商订《新苏临时通商协定》是为了维护地方，应付环境，因公致罪，情有可原，应予特赦，以示宽典。金树仁出狱后移居天津，后转兰州。抗战时息影于兰州，以书画自娱。1941年9月12日金树仁病故于兰州。

艾沙伯克全名艾沙·玉素甫·阿勒甫金（isayusufalptekin），1901年生于喀什yjs县的伯克家族，艾沙因此号称“艾沙伯克”。按照艾沙回忆，其祖父卡斯木曾参加同治年间的暴动，在社会上颇有地位，其父玉素甫就被县知事（县长）要求进了官办汉语学堂。当时清政府要求有地位的地方士绅的孩子必须就读汉语学堂。玉素甫毕业后不久就被委任乡里伯克。艾沙作为伯克之子也被要求就学于汉语学堂。艾沙学堂毕业后任税务官助手。1923年，杨增新义子陈立德任英吉沙知事，艾沙成为县衙的通事（翻译），并通过教授陈立德维吾尔语的过程中获其信任。1926年8月随陈立德赴安集延领事馆任通事，秘书，就成为中国政府驻外官员，并且驻中亚就是六年。

艾沙任职期间游历了浩罕、撒马尔罕、纳曼干、玛尔古兰、奥什、阿拉木图、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、萨玛拉（samara）等地，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，经满洲里到过bj，眼界大开，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了中亚民族主义者，从他们那读了许多来自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书，受其影响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。作为伯克之子艾沙“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对西突厥斯坦（中亚）的暴政”，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极为憎恨，如他所言：我读了一些西突厥斯坦用维吾尔语出版刊物，对这些刊物中反复出现的令人作呕的诸如“帝国主义殖民统治”、“枷锁”、“革命”、“挣脱”、“民族主义者”、“狭隘的民族主义者”、“泛突厥主义”、“泛伊斯兰主义”、“革命派”、“人民公敌”、“霍加”、“专制”、“独裁”、“资本主义”、“资产阶级”、“间谍”等字眼。或者是因为受辱和厄运之驱使，一看到这些字眼心里就会很难受。在中亚的这段经历，艾沙集中思考的问题是：“如果在dtzst爆发起义，俄罗斯人就会乘虚而入，我们如何才能迎接自己的解放？”这是他的《自述》中反反复复地叨唠的思想。他在卸去外交官之职后，于1932年10月来到南京，他在《自述》中写道：

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，我不是因为喜欢才来中国的南京，而是无奈才来的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自治政府，当然形式上依附于中国，但行动上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，适当时机来临时，我们就要实现独立。同时我们也反对中国政府向dtzst派驻军队和移民。可以说，实现“dtzst”的“高度自治”到完全独立，成为艾沙的泛民族主义奋斗目标。

以上是各方乱象的博弈过程，可见，每个个人都想要自己的最大利益。上升到政治层面，便显得冲突剧烈了。

樊耀南刺死老将军杨增新后，迅速被金树仁查办了。

“1914年金树仁应召入疆，供职幕府，长于笔札。1916年，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学习，曾考列第一，颇得杨增新的青睐。金在杨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，极得杨的欢心。1919年，沙俄将军阿年科夫溃败，窜入塔城、伊犁等地，占据阿尔泰山特区，金树仁协助杨增新将其军队瓦解，并计诱阿年科夫到省被擒。是年，金考取一等县知事，先后任阿克苏、疏府（今喀什市）、迪化（今wlmq市）等县知事。1926年升任高官公署政务厅长。1928年7月7日，xj省军务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，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发动政变，刺死xj省主席杨增新，闯入省署，企图控制xj政局。金树仁迅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、讲武堂教官冯梁等率军包围省署，敉平了樊耀南政变，并于当晚将樊处决。7月8日，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xj省临时主席、总司令的名义，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平叛经过，强调边情紧急，自己正在统率军民极力维持，意在促使国民政府早日明令他执掌省政。同时，他还通电各镇道说明政变经过，并且说他已经控制全局，促使各地文武官员予以承认。金树仁的平乱通电发出后，立即得到喀什、哈密、阿山、伊犁各重要地区文武官员及蒙、哈、回各王公的拥戴，并由各王公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，任命金树仁为xj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。南京国民政府虽有意统制xj，但是鞭长莫及，乃于8月20日以金树仁平乱有功，任命他为xj省政府主席，但迟迟不授其军职。直至1932年秋，才任命金树仁兼边防督办。”

金树仁认为杨增新之所以未得善终，就是身边没有亲人。因此，他上台以后，特别注重以乡土集团来巩固政权。在用人方面，一些实权要职都尽量用其家族亲戚、同乡亲友和亲信。在省城，首先任命其同乡同学又同事多年的鲁效祖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，以监视各厅处的异己分子;接着任命其同乡阎毓善继任他的民政厅长职;同时委派其五弟金树信任军务厅长，当xj军官学校成立，更兼任校长;其他各厅处负责人，凡有异动，大都以其亲信或甘肃同乡充任。在地方，喀什为南疆首善之区，乃任命其四弟金树智为驻军师长;伊犁为北疆重镇，则以其同乡张培元为镇守使;哈密为通往内地要津，任命其同乡刘希曾为驻军师长。此外，金树仁的亲信也先后被擢升为省府警卫队长，继而提拔为旅长。

“1930年3月，哈密贵族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，其子聂滋耳袭爵。希望废除王制的维吾尔农民向省府提出了改土归流的要求;驻哈密的师长刘希曾也向金树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。金采纳了刘的建议，先将聂滋耳安置于省城，并于1931年1月正式宣布在hmd区设立哈密、伊吾、宣禾三个县，同时还公布了土地开垦和田赋征收的办法。由于地方政府措置乖张，引起了维吾尔农民的极大不满，终于酿成民变。

金树仁发现哈密情况严重，遂将刘希曾撤换，改派朱瑞樨和熊发友到哈密进行镇压。由于省军实力雄厚，哈密义军邀请回族青年军人马仲英前来支援。5月18日，马仲英部攻入哈密东的黄卢冈，不久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，将哈密新旧两城包围起来。金树仁接到哈密告急的电报后，委派鲁效祖为援哈总司令，率杜治国旅东下，以盛世才为参谋长，参赞戎机。鲁效祖遭到溃败后，金树仁忙调伊犁的张培元进省，出任前敌剿匪总司令，率部东下。马仲英部无心恋战，自动东撤。张培元部进抵哈密，解了哈密之围。”

哈密事变后，金树仁对各地的政治、经济统制愈益加深，各地农民纷纷举事，鄯善、托克逊等地农村都出现了反对省政府的武装游击队。1931年岁末，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率部进袭达坂城，随后驰赴省城迪化。1933年2月22日夜，马部主力袭击省城西大桥，金树仁令守军焚烧西大桥街，攻城部队失掉掩蔽，向西北方向撤退，省城局势稍趋平缓。4月12日下午1时，负责守城的二百余名归化军发生哗变，金树仁在卫队的掩护下，携家眷仓皇逃到第一公安分局，后移至城外。当晚，东路军指挥杨正中率队反攻，但由于郑润成的东北军参战，杨部被击退。13日，杨正中保护金树仁西去昌吉，后再退绥来、乌苏。金树仁想去伊犁，遭张培元婉拒，乃改道到达塔城。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劝其引退，并将准备购买汽车的黄金交给金树仁充作旅费。金树仁见大势已去，于4月24日通电下野。之后，他假道苏联转往内地。

金树仁治新期间，对南京是“只拜庙宇不问何神”。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等人电请金树仁表明态度。他回电说xj一向信赖中央，如果汪将来到了中央，xj当竭诚拥护，但目前未敢妄作主张。尽管金树仁表示服从中央，却极力防止国民党势力渗入xj。南京曾发表过国民党xj省党部委员名单，遭到金的拒绝。后来建立的省、县党部，都是由金派去的人主持，摆个样子而已。哈密事变后，金在军事上、财政上感到十分棘手。他曾电请国民政府发给飞机、坦克、重武器，南京方面未予理会。马仲英部入疆后，金又几次致电南京，“请令邻省派兵兜剿”也无结果。因此，金只好求助于苏联。中东路事件发生后，中苏断交，但xj、苏联间的贸易依旧进行。1931年10月，金在没有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任何汇报的情况下，与苏联签订了《新苏临时通商协定》。当时金正向英国、德国洽购军火和机械，希望借助该协定将这些东西假道苏联运入xj。后来金在南京被押、判刑的唯一罪名就是擅与苏联签订这一协定。

1933年10月，金树仁由天津去南昌谒见蒋介石，后赴南京，幻想国民政府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，不料曾遭金通缉的艾沙伯克已在行政院将其告下。金树仁甫至南京，即遭拘捕，连同控状一并送交江宁地方法院，管押讯办。法院据艾沙伯克的控告起诉，并函请xj省政府查复。盛世才于1933年12月30日函复江宁地方法院云:“被控各节，或为时势需要，或为行政处分，均属正当行为，依律不能为罪。”替金树仁解脱。同时，gs省军政要人赖世俊、马鸿宾等多人亦纷纷致电南京，代为说项;qh省主席马麟还面见蒋介石替金求情。直至1935年5月江宁地方法院才开庭审理，最终将金判刑三年六个月。1935年10月10日，国民政府颁令特赦，谓金树仁商订《新苏临时通商协定》是为了维护地方，应付环境，因公致罪，情有可原，应予特赦，以示宽典。金树仁出狱后移居天津，后转兰州。抗战时息影于兰州，以书画自娱。1941年9月12日金树仁病故于兰州。

艾沙伯克全名艾沙·玉素甫·阿勒甫金（isayusufalptekin），1901年生于喀什yjs县的伯克家族，艾沙因此号称“艾沙伯克”。按照艾沙回忆，其祖父卡斯木曾参加同治年间的暴动，在社会上颇有地位，其父玉素甫就被县知事（县长）要求进了官办汉语学堂。当时清政府要求有地位的地方士绅的孩子必须就读汉语学堂。玉素甫毕业后不久就被委任乡里伯克。艾沙作为伯克之子也被要求就学于汉语学堂。艾沙学堂毕业后任税务官助手。1923年，杨增新义子陈立德任英吉沙知事，艾沙成为县衙的通事（翻译），并通过教授陈立德维吾尔语的过程中获其信任。1926年8月随陈立德赴安集延领事馆任通事，秘书，就成为中国政府驻外官员，并且驻中亚就是六年。

艾沙任职期间游历了浩罕、撒马尔罕、纳曼干、玛尔古兰、奥什、阿拉木图、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、萨玛拉（samara）等地，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，经满洲里到过bj，眼界大开，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了中亚民族主义者，从他们那读了许多来自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书，受其影响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。作为伯克之子艾沙“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对西突厥斯坦（中亚）的暴政”，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极为憎恨，如他所言：我读了一些西突厥斯坦用维吾尔语出版刊物，对这些刊物中反复出现的令人作呕的诸如“帝国主义殖民统治”、“枷锁”、“革命”、“挣脱”、“民族主义者”、“狭隘的民族主义者”、“泛突厥主义”、“泛伊斯兰主义”、“革命派”、“人民公敌”、“霍加”、“专制”、“独裁”、“资本主义”、“资产阶级”、“间谍”等字眼。或者是因为受辱和厄运之驱使，一看到这些字眼心里就会很难受。在中亚的这段经历，艾沙集中思考的问题是：“如果在dtzst爆发起义，俄罗斯人就会乘虚而入，我们如何才能迎接自己的解放？”这是他的《自述》中反反复复地叨唠的思想。他在卸去外交官之职后，于1932年10月来到南京，他在《自述》中写道：

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，我不是因为喜欢才来中国的南京，而是无奈才来的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自治政府，当然形式上依附于中国，但行动上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，适当时机来临时，我们就要实现独立。同时我们也反对中国政府向dtzst派驻军队和移民。可以说，实现“dtzst”的“高度自治”到完全独立，成为艾沙的泛民族主义奋斗目标。

以上是各方乱象的博弈过程，可见，每个个人都想要自己的最大利益。上升到政治层面，便显得冲突剧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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