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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8节（第3页）

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，写道：五千年之华夏民族，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，随风吹散，失其所守，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……”

“...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，舍近求远，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。

出去吃个早茶，坐个黄包车，都是满口的洋文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。

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，只是求变迁、务新奇、失本根、离故常，此并非真进步，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。

三年后，1964年，唐教授又再发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一文，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，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。

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，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。

文章中写道：“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，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，此即为奴隶的人。

这是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，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。

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，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，忘了自信、自守自己，认识自己”，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……”

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，1949年春，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，但因时局动荡，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。

到香港后，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，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，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，还兼任教务长一职。

一切本该都很顺利，但在1964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，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，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，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，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。

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，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、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。

...

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，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，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
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《盘古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：《海外中国人的回归》

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，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，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，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，呼吁全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“回归运动”。

这项回归运动的呼吁，并非单指香港的主权回归，而是把“回归”首先哲学性定义为一个关于人如何运用自己的“人的条件”，找寻生存凭藉的问题。

简单讲，就是海外中国人该如何寻回自己的根。

文中写道：“漫天动地的，人生只是一个回归的运动，在这运动里，每个人挟着他的乡愁、他的贡献、他的需要，回归到他应该归属的地方，人生的悲欢离合，都只是这派回归之流中的浪花……

文章的部分内容，包错石俨然重复着唐君毅的同一调子，认为人和其历史、文化、传统、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，否则人将失去民族文化归属，堕入失落及飘零的处境。

可是，包错石在文章中并没有在掀动悲情之后，像唐君毅一样停留在失去文化归属的悲鸣的哀嚎中，而是去除他笔下被病态化的失去归属状态，重新演绎为海外国人的回归。

.......

《盘古》自发表了包错石的这篇文章后，引来了不少人的回应。

大公报：“遥望神州大地，距宝安.县（深圳）不过百里之海，却挡四百万中国人的回归，心如绞痛，莫过于此。哀哉，哀哉……”

文汇报：“香港自古是中华之地也，既是吾土，亦是吾民。虽被英人所殖，但吾与诸位，皆为神明华胄，梦魂犹挂神州浩土，肉躯只待回归之日。”

随着时态的发酵，回归的呼吁渐渐的遍及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。

报纸界也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笔战。

本来打笔战的人，只是不满意对方写的文章内容，但观点大都是一致的，认为香港回归的呼吁是四百万中国人所共同期望的。

可当《天皇日报》跑出来，以一篇匿名作者的《我是“香港人”》的来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大致内容是：现今之香港，亦非昨日，今时今日，我等当以港人自居。

这番话一出，顿时引来了各界的声讨。

唐君毅亲自下场，在报纸上谩骂道：“汝之报馆，见利忘义，卖祖求荣，视为不齿！”

有了唐君毅这位新儒大师亲自发话，无数新儒后辈，纷纷在报纸上批评指责《天皇日报》，其心可诛，鼓吹“独”之嫌，妖言惑众，提倡“忘国”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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